尽管文化协会的巡回演讲总是人山人海，不过，如同当时一位熟知台湾情况的《台南新 报》日本记者所言，演讲者和听众是有距离的：“文化协会的人们即使开演讲会，其中本岛人有 三分之二听众是听得不得要领的。因为语汇很新的原因，宛如内地的流行曲式对本岛的老人 们而言，是无法理解其中意味的。”这种知识上的落差所产生的隔阂，逼使知识精英必须采取 新的策略。30年代关于“文艺大众化”的讨论，正是尝试弥补文化协会的不足之处。 在这两条不同的历史与本地实践的脉络下，“大众”或是“文艺大众化”开始系统地被提出 与论辩。1931年创刊的《南音》，在叶荣钟以笔名奇所撰写的首期发刊词当中，便提出该杂志的 使命在于“怎样才能使思想、文艺大众化”。至于文艺所承载的内容应该为何?第二期的卷头 言当中，叶荣钟以《“大众文艺”待望》为题，指出“日本所发生的大众文艺是写给一般教养较低 的大众所阅读的通俗文艺”，然而，面对台湾文艺不振的事实，他疾呼以“我们台湾的风土、人 情、历史、时代做背景的有趣而且有益的大众文艺的产生”。他认为以情节为中心的大众小 说，是最能吸引读者的有效方式。叶荣钟在《南音》提出文艺大众化之后，相关的看法与论辩相 继而来，紧接着创刊的《台湾文艺》也对这些议题有所发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对当时的台湾知识 分子来说，面对殖民政权，有两种不同面向的思考：第一种思考在于如何延续20年代黄呈聪与 黄朝琴所提出的文字改革的未竟之业，以更为有效的语言文字系统达成“言文一致”，并进而 开展普罗文学运动以使文艺大众化；第二种思考则是从阶级的面向切入台湾社会。